不是为了回望时热泪盈眶民间故事

发布时间:2019-06-09 编辑: 手机版

  时间创办《东方时空》,离开播还有两三个月时,崔永元推荐了我。我一看是兼职,就去了。

  干了一段时间,时间让我当主持人,我跟他急了,我说不可能,兼职就怕单位领导发现,我要当了主持人,不就被发现了?

  时间是这么劝我的:你觉得中国人有早晨看电视的吗?我想了想,觉得他这个话特有说服力,我就同意了。

  当时中央电视台很牛,不像现在大家都在骂中央电视台。但调我进中央电视台,我拒绝了,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电台办一份流行音乐的报纸。当时我们要打造经纪人,很前卫的。没想到时任广电部部长把这份流行音乐报给毙了,那时,视流行音乐为洪水猛兽。心存绝望的我,决定投入苦海,去了中央电视台。

  去了没几天,就被原来的领导发现了。“中央人”起得真是够早的。

  评论部是在《东方时空》火了之后才成立的,所以《东方时空》是评论部的妈。现在很多人会拿一个传统的体制去框很多东西,其实当时我们是先在荒原上长起来的,这棵树长得足够大了,才在周围弄了个围墙,叫植物园。很多人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。我经常说,我非常庆幸赶上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,现在都正常了,正常到领导来了部下要站起来,正常到领导跟部下都和谐了,没有互相拍桌子了,正常到有《劳动法》了之后,不可以随便进人、随便开人了,正常到制片人不可以自己去决定很多奖惩条例,现在都是台里统一结算了。但是我们很幸运曾经赶上过一段极不正常的岁月。请问,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那种不正常的岁月吗?那时你今天来了没干好,明天就可能被开掉;现在有《劳动法》会保护你,会给你上三险。我们那时候没有三险,现在回头一想,真挺险的,什么险都没上,因此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、不正常的岁月。一个时代总是走着走着就走正常了,就把那些不正常岁月当中的毛病剪掉了,优点也顺便剪掉了。所以我心如止水,我既没有热泪盈眶地回望,也没有痛心疾首地针对当下,我觉得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逻辑在往前走。

  有观众问:点燃理想好办,点燃之后怎么办?我说,点燃之后就直奔废墟而去,哪一场大火最后的结局不是废墟呢?但是看烧成了什么,废墟也是一种养料。我觉得自己真庆幸,庆幸在哪儿呢?是你青春的时候正好撞见了不正常的岁月。如果你年老或者过于小的时候撞见了不正常的岁月,那很糟糕,年老的时候看不惯,年少的时候扒不着。

 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话题:为什么80后已经提前暮气沉沉?我很感慨这个话题,我说20年前做《东方时空》时什么都没有,但是唯一富余的是热情,对未来的好奇,激情,或者说是那个现在觉得特酸的词——理想。这些严重复古的,当时你到我们各个组去看,满屋子全是这些东西,其他的东西很少。现在是其他的东西很多,这些东西很少。

  现在我还在这儿。

  我觉得,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巨大的新挑战就是,20年前我不知道未来《东方时空》会成为什么样,因此很自然地在那里成长,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《东方时空》未来会火,坏了,我可能也去模仿,也去作假等等,因为有功利心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未来《东方时空》会成为什么,以为就默默无闻,中国人没人看电视,我们凑合着做一个兼职领点工资走了就完了,没想到它火了。正因为没功利心才做对了。现在坏了,经过20年的努力,我们还在这儿,得了很多虚名,我称其为新一代的既得利益者。但是现在新的考验出现了,你将成为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。如果当时没有杨伟光、孙玉胜这些人放权,鼓励青春的梦想,甚至容忍完全不着调地跟人家拍桌子等等,怎么会有我们的今天。

  20年后,当我们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,此时你在做什么?是开始跑马圈地,为自己的利益去继续,还是开始向下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去推动、去呐喊、去争取一些什么。我觉得当下的中国——不要说我们这个电视行当了,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,经过30多年改革所累积的既得利益者接下来如何抉择,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。如果他们像30多年前勇于改革的那群人一样,那中国未来会非常棒,值得期待。如果当初的改革者现在成了改革的阻拦者,成了自己利益的维护者,死路一条,不管是电视还是中国。所以我觉得所谓纪念《东方时空》20年可不是为了回望的时候热泪盈眶,而是为了当下你得思考你打算做什么。

  表面上,20年前我们的第一目标是来兼职挣点钱,话必须这么说,但事实真不是这样。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如果不给我们钱,倒贴钱也会干。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当下依然要有这样的劲头,要放弃一些东西。我放弃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在报社里是最受重用的年轻人,我有辉煌的未来。我当时走的时候,上面已经找我任某个官职了。我不觉得这是什么,放弃就是你不觉得它是什么。就像当下如果依然有很多人不觉得权力那么重要,不觉得财富那么重要,不觉得名声那么重要,中国就有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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